从去年底到现在，我国河北、吉林、黑龙江等省份接连报告新冠病例，其中石家庄病例超八成出现在农村地区，而黑龙江望奎县确诊病例也大多数为当地惠七镇惠七村村民。作为此次新冠病毒卷土重来的重灾区，农村地区疫情防控问题成为公众关注热点。

　　去年8月，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新冠肺炎疫情专项课题《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公众风险感知、行为规律和公众情绪引导》项目的支持下，哈尔滨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郝艳华教授、吴群红教授课题组对近2万人进行了在线网络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常态化疫情防控期间，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相比，对新冠肺炎的知识掌握较低，高遵从行为也差强人意。同时，课题组通过潜类别分类分析，发现可以将公众的防护性行为类别分为戒备型、冷静型与无畏型三种，而农村居民更容易成为“无畏型”人群，即采取防护行为的意识相对淡薄。

　　郝艳华指出，农村之所以成为疫情防控薄弱环节的原因主要有：一是农村地区医疗资源和医疗水平有限。根据《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统计，2019年农村每千口卫生技术人员为4.96人，每千口执业（助理）医师1.96人，每千口注册护士1.99人，虽然相较往年有所提升，但距离城市仍有不小差距。匮乏的基层医疗卫生人才、短缺的医疗卫生设备、基层的疫情防控意识放松等，致使农村较难开展应检尽检、愿检尽检等全面核酸检测策略。

　　二是冬季正值北方地区农闲季节，农村居民举办婚宴、走亲访友等聚集性活动较为频繁。调查结果显示，近来河北、吉林、黑龙江等省份的新发农村新冠肺炎疫情，多与婚宴与集会等脱不了干系。根深蒂固的生活习惯和传统乡俗为病毒的传播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三是农村居民文化水平有限，对疫情防控常识知晓率底，防控意识薄弱。随着天气日渐寒冷，季节性流感正处于高发季，由于新冠肺炎和流感、普通感冒的初始症状相近，人们难以进行自我鉴别和诊断；而农村居民的健康素养相对较低，面临疾病更是倾向在家自行服药。三是基层卫生机构防疫意识松懈，缺乏警惕和及时进行核酸检测意识，难以对传染性疾病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吴群红认为，尽管此次疫情农村病例较多，但相比于城市，农村地区也存在天然的防控优势。首先，农村的特点是“熟人社会”，村民对于村落中“四类人员”的信息清晰明了，即使未采取强制隔离措施，村民也可以自发与其保持社交距离。其次，农村居住空间较大，“大散居，小聚居”的建筑格局使得社会隔离更为有效。此外，农村的“大喇叭”传播效果凸显。作为农村基层重要的宣传手段，尽管相比于新媒体，“大喇叭”的内容和形式较为单一，却能有效地减少农村居民在新媒体时代因信息过载带来的“网络谣言”和“信息茧房”等负面影响。通俗易懂、生动感人的语言，也使得疫情防控信息的获取不受农村居民文化程度的限制。村民可以有效地利用最短的时间接受到最有效的信息，避免信息焦虑。今年1月中旬，国家卫健委发布《冬春季农村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从政策层面上因势利导，非常及时。

　　敦促农村居民建立“高遵从行为”

　　吴群红强调说：目前全球疫情蔓延态势依旧严峻，国内散发病例和局部地区暴发疫情的风险依旧存在。尽管我国新冠疫苗研究工作已有重大突破，但目前我国采取“两步走”接种策略，即优先接种重点人群，全人群接种疫苗的目标尚需时日。同时，国务院联防联控机构也提示疫苗的保护效果并非百分之百。因此，促进农村居民高遵从行为，做好个人防护是面对此次农村疫情的关键措施。

　　郝艳华解释，高遵从行为是指公众在危机应对状态下依循和遵守政府应急指令而采取有利于遏制危机蔓延的行为；在本次疫情中主要指在坚持遵从WHO、国家卫健委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议的防护行为的情况。今年新冠疫情期间，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的负外部性对社会造成严重冲击，公民在疫情风险链上环环相扣，尤其是农村“熟人社会”的特点，居民之间交往密切，婚宴等聚会活动频仍，个人的不遵从行为很容易加重连锁反应，对自身、他人、社会和国家带来不良后果。

　　在去年承担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公众风险感知、行为规律和公众情绪引导项目研究中，郝艳华、吴群红课题组注意到农村居民对新冠肺炎的防控常识知之有限，高遵从行为的形成率也不理想。但深入分析发现，在农村居民中，高遵从行为也有很大的差别，其中女性、新冠疫情知识掌握程度高、疫情严重性认知高的农村居民更倾向采取高遵从行为。已有研究表明，女性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感知普遍高于男性，女性在做出行为决策时更关注行为可能存在的益处与风险。知识水平较高的农村居民更倾向高遵从行为。根据“知信行”理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高水平的个体能意识到高遵从行为的重要性，产生积极的态度和信念，进而促进公众的防护行为。根据“信息-动机-行为技巧模型”，个体掌握疫情相关知识后，会感知到高遵从行为的社会规范性，随即通过各项行为动机的增强和行为技巧的接受，促进公众采取高遵从行为。

　　而疫情的严重性认知高，会进一步促进公众采取高遵从行为。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个体认知决定其行为方式。健康信念模型提出，人们在遭遇重大突发事件时会产生较高的风险认知，在高风险认知的介导下往往会利用保护行为，以避免自身落入险境。

　　在对我国公众难以长期坚持防护行为的原因分析时，郝艳华指出，我国农村居民因生理层面（长期佩戴口罩引起身体不适）、资源消耗层面（疫情持续时间过长导致心理损耗、口罩等防护物资消耗）、群体压力（影响正常社交和从众心理）以及防控倦怠（如测温扫码操作繁杂、认为没有必要坚持及迫切希望回归生活）等诸多因素，都易使高遵从行为“打折扣”。

　　农村疫情防控需多元主体共同努力

　　疫情防控的胜利并非政府一己之力所能完成，政府和个人等多元主体协同抗疫才是化解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的关键。在这里，郝艳华、吴群红团队针对农村疫情防控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一、减少人员的流动和聚集，做好重点人群摸排工作。对返乡人员实施网格化管理，严格遵循隔离制度，及时进行核酸检测；

　　二、强化县乡村基层医疗机构疫情防控能力，组织专业人员对基层卫生技术人员培训，提高基层卫生人员的职业素养。加强农村地区环境、食品和人群的样本采集与检测能力，面对可疑患者及时上报；

　　三、保障农村应急防控物资和居民日常生活物资的供应；

　　四、启动针对性、靶向性干预措施，通过多元化宣传方式对不同特征的农村群体开展健康教育宣传，深入普及疫情知识，强化科学防控的社会准则，增强公众防护意识，防范居民的心理疲倦与防控倦怠；

　　五、农村群众应遵从政府指令，坚持做好个人防护，自觉减少外出和聚集性活动；配合政府的防控措施与流调工作，不瞒报漏报。（衣晓峰）

(责任编辑：姜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