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一系列政策的引导和推动下，我国医药研发已由“仿制为主”迈入“仿创结合”新阶段。2011年，以浙江贝达药业埃克替尼等几种新药获准一类新药注册为标志，药物创新硕果累累，创新药品研发正从产业梦想变成产业现实，以企业为主体的医药科技创新体系初步形成。
    一类新药等高水平成果的取得，也是国家和行业科技政策和制度激励的产物。在我国，一类新药代表着药物研发中的最高水平，体现出医药行业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实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科技成果有关于科技，更有关于制度环境。为此，我们特意组织系列报道，讲述相关企业研发创新故事，解读鼓励新药创制的政策和制度，重现高水平药物研发的过程，分析新药创制的难题和改进之道。希望有助于行业和企业加深对国家相关政策、制度的理解，推动鼓励科技创新制度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和优化，有助于激发医药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步伐。
    从今天起，本版将以每周1~2篇的频率刊载这组报道，敬请读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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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未来5~10年，我国新药创制将取得重大成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桑国卫院士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相关人士告诉记者，2011年我国大概有几十个新药申请临床，“这就意味着未来几年内，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药将陆续面世”。
    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肿瘤内科主任医师、国家肿瘤药物临床试验(GCP)中心主任孙燕院士透露，目前在该院进行临床试验的项目中，有10%为创新药物。可以预见，未来5~10年，我国药物创新将进入收获期。
    创新成果全面丰收
    2011年被业界称为新药创制的收获年。在这一年里，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研制的艾瑞昔布及艾瑞昔布片（恒扬）、浙江贝达药业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小分子靶向抗癌药盐酸埃克替尼（凯美纳）、先声药业自主研发的全球首个小分子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药物艾拉莫德片（艾得辛），以及天士力药业的心血管药物注射用重组人尿激酶原，先后获得国家一类新药证书及注册批文。其中盐酸埃克替尼的研制成功，打破了我国小分子靶向抗肿瘤药完全依赖进口的局面，被卫生部部长陈竺赞誉为在民生领域里“堪比‘两弹一星’成果的重大突破”。
    就在业界为这些研发成果感到兴奋的同时，我国“重大新药创制”专项传出更激动人心的消息。2011年10月，在中美医药产业高峰论坛上，桑国卫副委员长公布了我国重大新药创制专项在“十一五”期间取得的成果——截至2010年9月底，有16个品种获得新药证书；有24个品种提交新药注册申请；有10多个自主创新药在发达国家进行临床试验；有17个品种完成全部研究工作；有41个品种处于临床Ⅲ期研究阶段；有96个品种处于临床Ⅰ、Ⅱ期研究阶段；有近200个品种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有近500个候选药物正在研究之中。其中近2/3的新药是我国在世界上首次确定化学结构、作用靶点的一类新药。
    桑国卫指出，在“十一五”期间，重大新药创制专项已经完成专项整体布局，基本健全国家药物创新体系；新药品种研发数量目标有望超额完成，部分新药水平层次明显提高；新药研发平台建设进展顺利，已在专项实施及国家新药研发中发挥支撑作用；建立企业新药孵化基地和产学研联盟，推动企业成为创新主体，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突破一批关键技术，新药创新能力明显提高；有效调动地方政府、企业、研究院所、高校和海外留学人员的积极性。
    另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10个以上由我国自主研制的新药在发达国家进行临床试验。不仅如此，第三军医大学与重庆康卫生物共同研制的口服重组幽门螺杆菌疫苗研制成功。临床试验结果表明，口服重组幽门螺杆菌疫苗保护率高达72.1%；由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自主创制的第一个氟喹诺酮类新药盐酸安妥沙星，有自主知识产权，药效明确优于国际临床一线用药，但价格仅为国外同类产品的1/3……
    来自SFDA注册司的数据，2011年，SFDA共批准境内药品注册申请644件，其中新药124件，占到了19%。批准的新药比例同比上升6个百分点。其中1.1类化学药品共批准10件，相比2009年及2010年都有显著增长。
    创新路上政策护航
    我国医药创新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喜人的成果，首先得益于国家宏观政策的支持。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将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确定为16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2008年，我国正式启动“重大新药创制”重大科技专项；2009年，国家出台了《促进生物产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2010年10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出台，生物产业被列为七大新兴产业之一。
    众所周知，“高风险、高投入、长周期”是新药研发的特点，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到目前为止，在重大新药创制专项中，中央政府实际投入达200多亿元，加上地方和企业的配套资金，共计600多亿元。“国际上一个新药研发的费用高达10亿美元。中国政府以国外研发一个新药的费用，带动了全球华人新药研发的热情。”
    与此同时，相关部委也采取积极政策鼓励新药创新。以SFDA为例，2007年SFDA对我国《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为鼓励新药创制，保护技术创新，提高了审评审批的标准。通过对创新品种设置不同的通道，进一步厘清新药证书的发放范围，提高简单改剂型申请的技术要求，推动企业提高新药研发水平。
    SFDA注册司司长张伟表示，为鼓励先进与限制落后，SFDA确立优先审评领域，将有限的审评审批力量向优先领域、重点项目倾斜；坚持并完善现有的新药特殊审评程序，单独排序，优先审评，保障创新药尽快进入临床研究阶段，力争审批时限与国际惯例接近；完善与新药创制重大专项的沟通平台，加快对重大专项支持品种的审批。与此同时，严格限制落后和重复项目。探索建立仿制药研发申报提示机制和药品上市价值评估制度，引导企业理性申报。
    在我国，创新药物一直享受着单独定价的优待。发改委价格司医药处处长宋大才表示，发改委对新上市药品，将根据其创新程度（含成分创新、剂型创新、用途创新等），实行与仿制药品有差别的价格政策，鼓励企业研发创新，推动企业由做大变做强；对新上市的仿制药品，发改委将实行梯形定价，对原创药品、首仿、次仿、三仿实行价格递减政策。三仿以后的药价将会定得较低，避免药品生产的同质化；对已经上市的普通药品，在价格调整过程中从今年开始将参考先进质量标准的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调整最高零售价，为企业研发创新和提升质量护航。
    如何突破新药研发人才匮乏的瓶颈？2008年12月，国家实施了“千人计划”，各省、区、市也结合本地实际，实施“百人计划”。大量人才的引进和回流，为中国创新药物研究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以贝达制药为例，2009年其董事长丁列明入选国家“千人计划”。而像恒瑞医药、先声制药等创新型医药企业的成长壮大，也无不受益于大量“海归”的加盟。
    披荆斩棘征途漫漫
    与此同时，我国创新药物研发还存在不少问题。
    中国药科大学药学院院长尤启冬指出，在国家相关政策的引导下，最近一二十年尤其是最近几年，我国新药研发取得重大进展，但是研发经费投入不足、企业缺乏研发经验、药物研发大多是跟踪型研究以及研发人才的匮乏，都制约着我国药物研发的进一步发展。
    张伟也表示，从2008年到2010年数据来看，国内企业申报1.1类化药仍然主要以跟踪型创新为主。“国内新药研发在方向上定位于目前市场反应好的品种，以ME-TOO和ME-BETTER类居多；研发投入上仍明显小于其行业增长水平，研发队伍占企业员工比例也较少。”
    在种种问题当中，专家们一致强调的是，新药研发不能只重视知识产权、忽略临床价值，不能为了研发而研发，造成研发的高水平重复和浪费。尤启冬指出，以抗肿瘤药为例，“目前我国有几十个激酶抑制剂在研和已申报，企业应该考虑一下，中国是否需要这么多同类产品？”不仅如此，一些企业和研究人员在进行新药研发时，不少只是简单地做“A+B=C”，从A产品上截一点东西下来，再从B产品上截一点东西下来，做成C产品。这样的简单“创新产品到底是否具有创新价值，很值得打个问号。我个人认为，新药研发是要根据临床需求，结合自己的特点，解决患者急需解决的问题，至少要能把现有药物的缺点克服掉。”尤启冬说。
    “临床价值靶标发现是创新的目标和源头，获得知识产权并不是药物创新的最终目标和归宿。”张伟指出，新药注册成功与否，关键在于其研发基础是否扎实、全面。建议企业在新药设计过程中，除了关注安全有效之外，还要考虑原辅料质量控制、剂型的选择、处方及工艺参数的筛选、稳定性试验等质量方面的研究。在药物的研发阶段不能仅仅达到国家制定的药品研究技术指导原则提出的最低要求，而应当像考试那样尽量从60分的标准做到80分、90分，以提高审评通过率和上市的成功率。同时要充分认识到“创新药研究的最大风险在临床研究阶段”，对产品研究进程和实验结果进行理性评估，不行就尽早撤出。这对研发者来说是需要勇气的，对其风险控制能力也是极大的挑战。
    而对于已经拿到新药证书的生产企业来说，最大的困惑莫过于新药的市场转化。先声药业董事长任晋生表示，招标、入院、医保成为创新药物实现市场转化的三大难关。企业是研发主体的观点已为医药行业普遍接受，只有让创新药更为便捷地进入市场，企业才能够有足够的积极性从事研发创新，中国制药业才能紧跟世界步伐，真正与跨国药企同台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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