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质量强国战略 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质量强国专家学者谈

　　编者按：9月1日至9月5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和市场监管总局在沪共同举办“省部级干部建设质量强国专题研讨班”，邀请来自国内外的著名专家学者以及政府官员、知名企业家、行业组织代表等，从经济、管理、文化、质量等多个角度对实施质量强国战略以及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进行了交流讲解，分享了一些实施质量强国战略的具体实践与案例，本报萃取了他们观点的精华予以刊登，以飨读者。

用质量守望人类遗产

敦煌研究院院长 王旭东

　　一张张精美的壁画作品，展示了敦煌莫高窟迷人的文化艺术色彩，诉说着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一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不仅勾勒出了几代人保护莫高窟的努力，更是“莫高精神”的传承与坚守。

　　9月1日下午，当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王旭东用大量的照片开启他题为《人类的敦煌 共同的守望——敦煌研究院质量管理的创新与实践》的案例教学时，一下子就吸引了全场学员的目光。

　　兴起于十六国、鼎盛于唐宋、延续至宋元……敦煌莫高窟不仅是我国著名的四大石窟之一，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更在传承中形成了“敦煌学”这一专门学科。

　　“看了敦煌莫高窟，就等于看到了全世界的古代文明”，许多外国旅游者对莫高窟如此评价。作为负责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瓜州榆林窟、敦煌西千佛洞、庆阳北石窟寺的保护、研究、弘扬和管理的综合性机构，敦煌研究院在几代人的努力下，谱写了一曲用质量守望人类遗产的壮丽篇章。

　　“74年来，几代莫高窟人不懈追求的目标是消除或减缓自然和人为因素给莫高窟带来的诸多威胁，使之长久保存、永续利用。”王旭东说，敦煌研究院目前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管理文化和理念，其价值观就是“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使命是真实完整地保护并负责任地传承利用莫高窟的文化价值；质量文化是用匠心呵护遗产，以文化滋养社会。

　　“价值是文化遗产的特有属性，包括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价值的完整性包括工作对象层面的文化价值、工作方法和目标层面的质量价值，以文化遗产价值为核心，保护其价值的完整性，研究其价值完整性，完整弘扬其价值。”王旭东介绍说，在申报中国质量奖的过程中，敦煌研究院不仅提炼了自己的质量文化，更形成了自己的质量价值，那就是质量第一的生命理念，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科学严谨的求实态度，持续改进的创新思维，不断符合需求的服务意识！

　　正是有了74年来几代莫高窟人的不懈努力，才有了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敦煌莫高窟。在王旭东看来，莫高窟的保护过程充分体现了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而依照这种精神，敦煌研究院也提出了属于自己的质量管理方法与管理模式——基于价值完整性的平衡发展质量管理模式。目前，该质量管理方法和模式已经成功入围第三届中国质量奖，成为文化领域首个成功问鼎最高质量奖项的质量管理创新。

　　既然是案例教学，除了介绍敦煌研究院在质量管理模式方面的创新之外，王旭东主要分享了敦煌研究院在质量管理方面的实践探索。“完整性、真实性是我们的价值使命，所以在敦煌莫高窟的保护实践中，我们以目标为导向，建立了文物保护科学技术应用与评价管理体系，它包括监测预警体系、观测评估、技术和工艺、法律、制度、规范等多个维度。”王旭东说。

　　在古代壁画的保护与修复方面，敦煌研究院都在质量方面有所建树。比如古代壁画的保护方面，他们凭借采取的古代壁画保护成套技术，先后斩获了多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奖项；在古代壁画的修复方面，壁画、彩塑修复程序有着严格的标准，还有壁画修复过程的质量控制、壁画修复效果的质量评价等等。同样地，在土遗址保护方面，有土遗址保护成套技术、严格的工作程序及标准、土遗址保护过程质量控制与保护效果质量评价等。此外，敦煌研究院还创新了文物保护移动实验室、莫高窟监测预警系统、壁画数字化成果等，不仅参与制定了大量的标准，还将成果成功进行了推广。在研究方面，敦煌研究院的质量实践主要体现在协同管理——基于莫高窟价值整合社会资源的研究体系。

　　去过莫高窟游玩的乘客，除了对莫高窟精美的壁画艺术赞叹不已之外，更是对莫高窟的服务印象深刻。提前预约、随机参观、数字化展示……这一切的背后是敦煌研究院在弘扬莫高窟文化方面的质量管理实践。他们通过基于观众类型的弘扬管理体系——“针对性分类”的管理方式，对不同需求的游客提供个性化服务，既成功应对了莫高窟的超大客流冲击，也满足了人们对莫高窟的向往之情。

　　“去年，敦煌莫高窟游客数量已经达到了175万，今年预计会突破200万。”王旭东说，不断增长的游客数量对于莫高窟的保护与风险管理等都带来了挑战，而通过游客承载量研究以及科学有效的质量管理，很好地应对了游客数量的增长，服务满意度也达到了95%。

　　“让敦煌走向世界，让世界走进敦煌。”王旭东表示，未来的敦煌研究院，将进一步加大保护的力度，深入挖掘蕴藏在敦煌石窟中的文化价值和人文精神，大力推动人文交流和文化传播，为增强国民文化自信和“一带一路”建设中促进民心相通发挥积极的作用。

质量是上海的生命

上海市副市长 许昆林

　　东方明珠、魔都、沪、申……提起上海，很多人脑海里都会浮现出一大批与之相关的简称、戏称和爱称，折射出上海市在国人心目中的特殊地位。从1843年开埠至今，上海始终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沿，曾经的“上海制造”是高质量的代名词而一货难求，那么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上海市的质量工作有何秘诀？9月2日，上海市副市长许昆林以《上海市的质量发展与创新》为题，回顾了上海市质量工作的发展历史，介绍了上海市在质量创新方面的探索与经验。

　　1843年上海开埠至1949年解放前、新中国成立1949年至改革开放1978年、1978年改革开放至上世纪末……许昆林用3个历史阶段对上海市质量工作的历史沿革进行了回顾，从解放前的万国标准大杂烩到度量衡的统一，不仅仅反映了上海市的质量发展历史，也从侧面反映了上海市的发展历史，解放后的质量工作逐步成体系，到改革开放后1978年9月上海市开展第一个“质量月”活动，标准、计量以及质量管理工作逐步形成体系，上海市的质量发展与其经济社会发展同步推进。

　　进入新世纪之后，上海市的质量工作也进入了新时代，质量政策和法规体系逐步建立，比如，2013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质量发展规划（2011-2020年）》、2018年上海市委市政府印发《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实施方案》等；质量工作机制逐步完善，市级层面成立了市质量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了市品牌建设工作联席会议、标准化联席会议等治理工作机制，区级层面开展政府质量工作组年度考核，企业层面和社会层面全员参与等；建设“四大质量”成效显著，比如产品领域2017年制造业产品质量合格率96.39%、食品监督抽查合格率98.8%、药品抽样合格率98.4%、“三品一标”认证农产品产量392.4万吨，服务领域上海服务业占国民经济比重进一步提高，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约70%，上海市在全国率先探索发布旅游、电子商务等行业服务质量指数等，工程领域一大批优质工程荣获国家级奖项，人居质量领域森林覆盖率达到16.2%，使得保有量维持在46.6万公顷以上等；政府质量工作稳步推进，比如奉贤区聚焦镇级单位区域质量工作品牌“一镇一品”，并聚焦“东方美谷”精准服务企业质量提升，松江区在成功创建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基础上，深入打造G60质量标准新高地等。

　　“未来上海将以成为高密度超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典范城市为目标，牢牢守住土地、人口、环境、安全等底线。”许昆林坦言，上海市的质量发展也存在短板与不足，突出表现为产能过剩；大量关键设备、核心技术、高端产品依赖进口，质量供给亟待迈向中高端；质量技术基础亟待增强；质量品牌亟待重整旗鼓等。

　　凤凰永久自行车、回力球鞋、上海手表……从曾经的“上海造”风靡全国到如今的大飞机、振华重工，上海市的质量工作既具有“海派”特色，也为全国带来了不少创新经验。许昆林结合一些具体鲜活的案例，从5个方面分享了上海市质量工作的创新，包括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典型案例是工业产品许可制度改革；激活市场方面，典型案例有《上海检验检测条例》的颁布实施、《上海市技术基础发展和改革“十三五”规划》的发布实施、标准化改革、计量许可改革等；质量品牌方面，典型案例有政府质量奖、上海品牌认证等；质量监管工作创新方面，典型案例有率先开展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控工作及建设安全缺陷产品召回管理体系等；国际交流方面，典型案例有国际化上海协作平台等。

　　许昆林还重点介绍了上海市两大重点质量工作，展现上海市质量工作的发展趋势，第一项是上海市委市政府今年印发的《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实施方案》，作为上海市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的具体举措，该方案对于上海市开展质量提升行动，建设质量强市和打造质量高地具有重要的指导性，是上海市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南；第二项是《关于全力打响上海“四大品牌”率先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及相关配套文件，他全面介绍了上海市全力打响上海制造、上海服务、上海购物、上海文化“四大品牌”的相关情况，展现了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上海市质量发展的新方向、新趋势。

　　“质量是上海的生命。”回顾完上海市的质量发展历史，分享过上海市质量工作的现状与创新，介绍完上海市质量工作的发展趋势，许昆林用一句上海市质量工作始终坚守的原则和理念，对上海市的质量创新与探索进行了高度凝练的总结，赢得现场一片掌声。

从“振华制造”到“振华创造”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黄庆丰

　　一望无际的长江江面上，一艘艘巨轮拉着巨大的起重机产品消失在江面上；长江之畔，一个个巨大的起重机产品矗立在码头边上接受整装，在蓝天白云下显得格外威武，走进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华重工）位于上海市长兴岛的生产基地，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大块头有大智慧”。

　　对于振华重工这家装备制造企业，很多人原本并不熟悉。然而，当2013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迈阿密港口发表“美国制造业回归”的讲话时，原本用美国星条旗掩盖的港机被风吹落，露出振华重工（ZPMC）的LOGO时，振华重工一下子为国人所熟悉。“长兴岛生产基地是振华重工10个基地之一，主要生产港口机械，当年奥巴马演讲时出现的振华重工产品就在这个基地生产。”9月3日，在现场教学环节，振华重工总裁黄庆丰以振华重工提升质量的实践，介绍了从“振华制造”到“振华创造”的探索。

　　1992年100万美元起家成立上海振华港口机械股份有限公司（ZPMC），第一款产品通过国际招标中标一台岸桥进入加拿大市场，随着振华重工的第一台岸桥以优异质量正式交付温哥华港作业，开启了振华先欧美市场后亚非市场、先国外市场后国内市场的发展模式。有意思的是，振华的第1000台产品也销售给了当初购买其第1台产品的客户。

　　“早在振华成立之初，振华的首任总裁、59岁创业的管彤贤就明确提出‘质量是振华的生命’，振华的发展要把质量放在第一位。”1996年，21岁的黄庆丰进入振华，第一份工作就是质检员，对于振华的质量理念，他作为一个由振华的质量工作者走到振华重工总裁岗位上的年轻的“老”员工，可谓深有感触。

　　随着第一单成功打开国际市场大门，振华重工在国际市场上的订单接踵而至。在不断发展中，振华重工初步实现了管彤贤提出的“世界上凡有集装箱作业的码头，都应该有振华生产的起重机”的目标，一度全球市场占有率近80%，品牌已经成为世界集装箱港口机械制造的领跑者。“在发展过程中，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制造不等于低质廉价品，我们以用户需求为根本出发点来提升我们的质量，客户要什么有什么，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重视诚信，说到做到，产品货真价实，从不偷工减料，提供的产品技术最先进、功能最强大，操作得心应手。”黄庆丰介绍说，振华重工建立了具有振华特色的基于生命周期“不欠债离岸”质量管理模式，获得了第二届中国质量奖。

　　谈及振华重工的质量创新，黄庆丰有说不完的话。他介绍说，振华重工借助信息化，实现管理标准化和精细化的目标，还在全面推进精益管理，从制造和服务两大方面进行数字化升级，主要是围绕制造进行数字化升级，走符合振华特点的智能制造道路，注重柔性化的需求，把离散制造作为核心融入生产模式中，建设Terminexus平台，依托信息化、物联网搭建了一个集聚全球港口资源的全球港机备件供应平台，提供备件服务管理的新模式。“大家刚才参观的我们的智能车间，就是我们智能制造数字化升级的成果。”他说道。

　　除了质量创新，在黄庆丰看来，振华的发展另一个关键要素是人才。“人才是第一驱动力。”黄庆丰表示，除了培养人才、引进人才，实施人才国际化、国际化人才战略，振华的人才战略里面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工匠培育，通过培养高技能大国工匠，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提升振华品质。

　　目前，振华重工不再满足港机单机供货模式，正在通过信息化诸如软件开发、系统升级等方式，逐步向系统化、智能化平台提供商转变，以应对物联网发展的需求，典型的产品就是“超级码头”——全球第四代全自动化码头装载系统。这样的码头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呢？“一是安全，大大改善了作业环境，降低了工作负荷。二是环保，码头的三大装卸机械均采用电气驱动，各个运输环节完全消除了原本集卡产生的尾气排放，并且装卸形成的优化及能量反馈技术大量采用，有效降低了码头的能耗指标。三是智能，码头的‘神经控制系统’——设备控制系统（ECS），让人们坐在办公室就可以让码头作业安全有序地自动完成；码头还有一种叫做AGV的‘搬运工’，具有无人驾驶、自动导航、主动避障、自我诊断等功能。四是高效，借助一系列技术创新，最终能让码头作业效率比传统意义上的码头高出30%左右，实现码头作业效率质的飞跃。”黄庆丰说。

　　目前，振华重工的全自动化码头装载系统已经先后成功运用到了中国青岛港、洋山港，受到全世界广泛关注。依靠自主创新，振华重工也实现了从“振华制造”向“振华创造”的转变。“振华重工愿推动中国质量工作迈上新台阶，打造民族制造业的‘旗帜’+‘旗舰’！”黄庆丰最后说道。

标准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无名英雄”

英国国家标准化机构（BSI）标准总裁  斯科特·斯蒂德曼

　　“我最早是搞工程的，在工作中，我认识到标准作为工具在各国使用得不够有效。”9月3日下午，当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政策副主席、英国国家标准化机构（BSI）标准总裁斯科特·斯蒂德曼带来《标准对支撑经济发展的作用》专题讲座时，不仅一开篇就谈标准，还特意提供了一个翻译成中文的PPT（幻灯片）供听课者观看。

　　斯科特·斯蒂德曼表示，总体来看，一些大的国家和组织对标准使用得比较好，重要的是，一些起领导作用的国家，诸如中国、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家已经向世界证明了，标准是一个有用的工具，与质量密切相关，应当把标准纳入发展战略中。很多时候，人们脑子里有质量的概念，却很难表达出来，但是标准提供了一个工具，能让人们认识到自己的使命，通过标准化的工作提升质量。

　　作为英国国家标准化机构（BSI）标准总裁，斯科特·斯蒂德曼详细介绍了BSI这个由政府任命的国家标准机构，以及其与区域、国际组织的关系、主要职责等等，还介绍了BSI与中国的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SAC）的合作。而作为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政策副主席，斯科特·斯蒂德曼十分熟悉ISO的工作流程以及现状，并专门对其进行了介绍。他认为，ISO标准无处不在。

　　既然标准如此重要，那么什么是标准？“标准是协调一致的产业最佳实践，与所有产业和不同规模的企业相关。”对于标准，斯科特·斯蒂德曼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标准支撑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使国际贸易成为可能，简化采购和供应链，保护消费者和政府监管，带给行业更佳的质量、环境和能源管理。与此同时，标准增加价值，包括在双方之间建立信任和信心；标准经常发生变化，以保持技术内容和市场相关性；标准使得所有利益相关方参与到进程中；标准驱动企业提升绩效，支撑政府政策传递等。

　　为什么公司要用标准？根据BSI对其成员的调查，89%的公司表示，标准促使他们更好地遵守法规，例如健康和安全法规；84%的公司表示，使用标准提高了他们的声誉；73%的公司表示，标准能够更好地控制环境问题。

　　斯科特·斯蒂德曼透露，BSI讲标准分为3类促进经济发展的类型，第一类是产品和服务业类，这类标准为规程和规范，用于简化流程提升竞争力；第二类是业务流程类，这类标准描述了业务流程中的最佳实践，旨在提升企业绩效，比如质量管理标准ISO9001；第三类是企业绩效类，这类标准是最新的国际标准类型，有助于提升人的行为，增强企业价值，以协助企业达成潜力，提升荣誉，比如企业社会责任表ISO26001。

　　“我经常会问一些企业或组织的CEO（首席执行官），你们有标准战略吗？如果对方很惊讶地反问我，为什么要有标准战略啊？我就会告诉他们，实施标准战略可提高20%~30%的效益，因为标准对支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斯科特·斯蒂德曼介绍说，标准制定是由产业需求驱动的，有助于解决基本流程、组织和技术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可能导致低效的市场运作和糟糕的经济结果。

　　对于标准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斯科特·斯蒂德曼列从多个方面进行了阐释。首先是在国内经济增长方面，包括对生产力效益的促进，英国2015年经济统计量分析报告显示，标准对生产力有积极和重要的贡献，支持了英国经济在1921年~2013年期间37.4%的年度劳动生产率增长。标准促进产品和流程的互操作性，减少商品和服务的种类，保证质量，提高效率。作为贸易的通行证，标准能减少贸易技术壁垒，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公司的出口业绩，促进企业进入全球供应链。其次是在公共政策方面，标准支持政府监管，提高产业绩效；在公共采购中，使用标准可以带来高质量、低成本等好处。再次，创新也是标准带来的好处之一，标准为产业支持创新带来了许多好处，强化了国家卓越创新的声誉，他专门列举了目前中英两国开展合作的智慧城市、石墨烯的案例。

　　据介绍，在BSI委托和资助下，英国经济和商业研究中心（CEBR）顾问进行了一项独立研究，通过查看1921年~2013年的宏观经济数据，对7个主要行业的527家公司进行微观经济分析，得出了标准为英国经济所贡献的数字“82亿英镑”，2013年标准对英国经济的贡献为28.4%的英国GDP增长。这些成果都记载在《标准对英国经济的贡献》的报告里，其他几组重要的数据还包括：37.4%都应该生产率增长归因于标准；61亿英镑的英国年额外出口在增长归因于标准；使用标准后，中小型企业出口的可能性增加41%，大型企业出口的可能性增加36%。

　　“可以说，标准是支撑经济发展的一名‘无名英雄’，希望大家认识到标准的作用。”斯科特·斯蒂德曼说。

质量要被在乎

美国质量协会首席执行官 威廉姆·特洛伊

　　“我此次来的目的是分享一些观点，希望对大家今后的工作有帮助，希望我的报告不会让大家昏昏入睡，感觉到枯燥无聊。”9月3日下午，当美国质量协会CEO（首席执行官）威廉姆·特洛伊以《质量史：一部现代和近代史》为题带来自己的专题报告时，这位哈佛大学的兼职教授，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的退役美军三星级上将从一开始就展现了演讲幽默风趣的一面。

　　在正式演讲前，威廉姆·特洛伊不忘先强调自己要分享的3个核心观点：如果你不在乎不关心质量，质量就没有希望了；互联网时代，内容会驱动新社区的形成；质量文化是可以建立的，但是不可被操纵。“大家如果记不住也没关系，因为我后面的报告中还会提及的。”分享完观点，他还不忘强调几次，跟网络上流行的“重要的事情说3遍”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说起质量一词，似乎人人都很熟悉，那么什么是质量？威廉姆·特洛伊用他自己生活的实际经历进行了解答。在他工作的地方，有两个经常看到的卖食物的地方，一个是装修正规、位于室内的甜甜圈店，一个是位于室外、仅仅是一辆售货车的香肠车。

　　“我非常不喜欢去甜甜圈店，虽然他们看上去更高档，因为他们的服务实在太差了，每次去的时候站在柜台后面的人都不一样，因为他们人员周转率太快，而且站在柜台后面的人永远不笑，他们根本不在乎自己的顾客是否满意。”威廉姆·特洛伊说：“相反，我十分喜欢去香肠车买东西，当然香肠不能多吃，所以我差不多一周去一次，这个香肠车已经经营近15年了，但我每次去他们都会微笑，他们非常乐意看到顾客来，会在意顾客买到的香肠好不好，是不是喜欢，这就是质量。”

　　讲述完自己的亲身经历，威廉姆·特洛伊就提出了自己的第一个观点：质量要被在乎。

　　威廉姆·A·佛斯特曾经说过：质量从来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它一直是高水平的标准，真挚的努力，智慧的引导和纯熟的执行力综合的结果，它体现了对很多可选方案的明智选择。“我非常喜欢这段话，因为质量需要付出努力，而结果值得你这么做。”威廉姆·特洛伊说。

　　既然是讲述质量史的报告，自然要回顾质量发展的历史，不过威廉姆·特洛伊却是从中国的编钟、敦煌壁画开始讲述质量史。他认为编钟很美、功能很全、保存完好，壁画很具有艺术性，这就是质量。“中国一直非常重视质量，质量也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在中国很早就有了。我非常赞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说的‘质量体现着人类的劳动创造和智慧结晶，体现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为接近质量的关键是人心，质量必须遵循的理念与原则是真正有一颗抓好质量的心。”他说。

　　说起质量发展史上的质量管理大师，或许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如果你要跟你的朋友想说出几个质量管理大师的名字，显得你很懂质量，那么有两个人的名字最好提及，他们就是戴明和朱兰。”随即，威廉姆·特洛伊详细介绍了戴明和朱兰两位质量大师，以及戴明在日本推广质量对美国的刺激，美国还因此在1987年设立了波多里奇国家质量奖。

　　在威廉姆·特洛伊看来，现如今有两股力量促成了质量在更广泛领域中的提升，即政府和保护消费者利益主义。从上古时代开始，“货物出门，概不退货”已经是买卖双方之间的约定俗成的，但是现在，政府要做得更多，在增强质量方面，政府长期担任的一个角色就是确保安全、健康、环保以及真实的广告。而保护消费者利益主义对质量的影响在于对质量的充分性提出了挑战，尤其是现在互联网来了，改变了消费主义，“说坏话总是有用”的现象很突出，网上的差评带来了不好的结果，对政府也很有影响。

　　去年，美联航暴力赶人事件引爆全球网络，不仅让美联航赔了几百万美元，更对美联航的市场产生了重要冲击。“有人说美联航应当给那位乘客配专机和最好的空乘人员，然后还请他喝香槟送他到目的地，因为即使这样都比赔款便宜，这就是消费主义的力量。”威廉姆·特洛伊表示，这意味着对于组织来说，要提升质量才有创新。

　　威廉姆·特洛伊特意以一家保险公司为例进行了说明，尽管一般的保险公司都差不多，但有一家保险公司却非常不一样，比如电话响一声就接了，开口就说“特洛伊将军，很高兴为您服务，我能帮到您什么……”然后提供了非常高质量的服务，“就冲着他们叫我将军我也愿意打电话，因为他们的服务实在太棒了，我应该永远不会更换保险公司。”他幽默风趣地说道。

　　对于质量文化，威廉姆·特洛伊认为应该是先打造文化，然后让文化有质量。他以军队的文化建设为例，指出文化需要一步步打造。“文化是逐步建立起来的，而不是靠命令实施的。”他最后说道。

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

知名经济学家、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刘世锦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那么到底什么是高质量发展？9月4日，知名经济学家、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以《宏观经济走势与转向高质量发展》为题，带来了一堂精彩的报告。

　　党的十九大为什么要提出“三大变革”？作为党的十九大报告起草者之一，刘世锦给出的答案是：问题导向。比如关于质量变革，中国目前人均收入9000美元左右，而发达国家在四、五万美元，背后的差距何在？主要是高端、细节、经验、数据、文化等，也就是高精尖细深的差距，所以质量变革包括但不限于产品质量，是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全方位变革。质量变革相比数量扩张难度更大、时间更长，更需要耐心、韧性。“在三大变革中，质量变革是主体，效率变革是主线，动力变革是基础，最终是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三大变革，必须深化一系列相关改革。”刘世锦说。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判断，也让高质量发展成为新的发展目标，而高速增长阶段的转变，其实也与中国经济近些年增速持续放缓密不可分。“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2010年一季度开始，中国经济进入减速轨道，当时对于这种现象有很多的解释，其中比较著名的主要有周期性波动、外部冲击、增长阶段转换等，我们根据研究认为主要是增长阶段转换，也就是从高速增长阶段转换到了中速增长阶段。党的十九大提出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与这一判断的涵义上是一致的。”刘世锦透露，2010年，他们研究提出中国经济将要下一个大的台阶，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的判断。增长阶段转换是一个“转型再平衡”过程，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平台转向未来的中速增长平台。

　　到底如何理解中国经济减速？刘世锦指出，中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平台有“两个底部”，一是需求底，即高投资触底，表现为出口、基础设施、房地产3只“靴子”落地；二是供给底，也就是PPI、工业企业利润见底回升，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真实意义，在需求放缓的条件下通过供给相对收缩，达到新的供求平衡，推动供给侧企业摆脱困境。需求和供给两方面都显示开始触底。触底并不意味着大幅反弹，而是一个复杂过程，需要多次验证，触底的确切含义是“稳住了”，开始进入中速稳定增长的“新平台”。“中国经济减速是新平台（中速增长）、新阶段（高质量发展），而非新周期。过去8年的速度回落用已有的周期理论都难以解释，这既是后发追赶型经济体‘挤压式’增长的特有现象，也与推动增长阶段转换的主要因素，包括终端需求和重要工业品出现历史需求峰值、人口和劳动力的总量与结构变化、资源环境约束边界临近等有关。中速增长平台形成后，根据国际经验，将可能持续10年乃至更长时间，从而为实现2020年和更长一个时期的发展目标打下稳定基础。”他说。

　　刘世锦指出，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意味着在增长目标选择时就会面临“速度和质量谁服从谁”的问题，以往是速度优先，其他指标服从速度指标，现在要转向质量优先，质量指标决定速度。

　　他提出，转向高质量发展必须主要关注5个方面的指标，即就业、风险防控、企业盈利水平、资源环境可持续性以及居民收入增长、消费结构升级。“与这些指标相对应的增长率，就是合适、可持续的增长率，长期看也是可能争取到的高增长率。如果增长速度过高，这些质量指标就会出现问题。”他说。

　　在刘世锦看来，转向高质量发展面临诸多挑战，除了质量与速度的选择外，还包括如何扩大内需，其中最为关键是继续靠“基建房地产”还是“放市场”，显然我国的基建房地产投资已过历史需求峰值，再采取这一模式具有不可持续性。“房地产税还是要征的，政府收入转入规范、法治轨道。但需要创造制度条件：开放土地要素市场，纠正土地价格扭曲，去除土地超额收益，避免重复征税。”他还认为，新形势下如何扩大内需还需要拓展增长新动能，加快开放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市场，允许相互流动，优化资源配置，重点是土地制度改革，还有就是加快推动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加快服务业对外开放等。

　　刘世锦指出，除了如何扩大内需的挑战，还有如何稳杠杆、降风险的挑战。稳杠杆将是一场拉锯战，既是战略，也是艺术，要在深层改革与短期平衡、打破刚性兑付与避免大范围风险之中找到平衡。

　　中国经济要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那么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模式、办法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办公室里想出来的，而是通过探索、试错、竞争逐步形成的。”刘世锦说，高质量发展也需要“摸着石头过河”，需要各地去实践探索。

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快建设质量强国

国务院原参事 张纲

　　如何看待质量变革和质量强国？9月4日，国务院原参事、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标准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张纲以《质量强国与质量变革》为题对此进行了剖析。

　　“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张纲认为，高质量发展是反映新阶段的本质要求、解决新矛盾的主要途径、实现新目标的关键内核、体现新定位的重要载体，要充分认识到建设质量强国的重要意义。

　　对于建设质量强国的重要意义，张纲从4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他指出，质量水平与经济效益高度关联，中央提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把提高供给体系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这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决策；质量水平与结构优化高度关联，《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了质量竞争型产业规模显著扩大的战略目标，创建了基于质量维度的产业结构分析新视角、新方法，展示了通过质量升级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方向，引导企业、行业、政府、社会加大质量投入，增强质量竞争力；质量水平与创新发展高度关联，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创新，创新的目的是追求更高质量，质量与创新共同作用形成生产力。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并列提出了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我们应坚持创新驱动、质量引领的理念，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促进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质量水平与品牌强度高度关联。“从经济竞争的关联度分析，质量水平与经济效益、结构优化、创新发展、品牌强度高度关联。实际上，质量水平与社会稳定、社会进步同样高度关联。质量既是硬实力，反映科技创新、资源配置、劳动者素质等因素的集成；质量又是软实力，体现诚信建设、法制环境、文化教育等文明程度的发展水平。高质量展示着一个民族追求卓越的精神状态。质量强国是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内涵，需要从国家战略层面整体规划，系统性推进。”张纲认为，质量是新经济的核心要素、是竞争优势的综合体现、是现代化强国的关键内核。

　　在张纲看来，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推动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张纲指出，中国的质量变革包括5个方面：一是以增强质量竞争力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理念变革，需加快构建新型质量统计评价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状况的可观测、可分析、可考核，促进质量持续改进和提升。创建质量维度的产业结构分析新方法，促进质量竞争型产业规模进一步扩大，优化高质量发展的产业体系。二是以追求“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为方向的发展目标变革。围绕“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发展目标的变革，需要加快推进深化宏观质量效益的理论与应用研究，支撑以质量效益为导向的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推进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产业结构布局，培育一批世界级先进产业集群。优化企业、产业质量效益型发展的政策体系和生态环境，如构建优质优价的政府采购机制、实施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开展第三方质量比较试验和综合评价等。三是以完善质量治理体系为根本的制度变革，完善质量治理体系，需要加快制度、体制、机制的变革。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创建促进供需平衡的质量制度和法律体系。如构建质量分级制度，加快质量促进法立法进程等。根据“三定”方案，市场监管总局承担组织实施质量强国战略的重要职能，按照“大市场、大监管、大标准、大质量”的工作定位，创新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秉持更加开放包容的发展理念，以“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为载体，创新互联互通互认、共建共享共赢的质量合作机制，促进贸易便利化和沿线国家共同发展。四是以强化国家质量基础设施为支撑的建设路径变革，国家质量基础设施（NQI）是支撑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技术基础，也是增强互联互通互认、建设开放型经济的前置条件，需要NQI集成建设的理论研究；对NQI进行全面布局，推进体系建设；开展NQI效能研究，使NQI更充分地融入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中。五是以坚持质量创新为动力的技术与管理变革，质量是永恒的主题，创新是不竭的动力。现在迎来了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可以通过系统的质量技术与管理创新，推动国家整体质量水平的提升，增强经济质量竞争优势。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必须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张纲最后指出，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用全球视野，把握发展脉搏，以不畏艰难、勇于创新的精神，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质量发展的科学理论、体制机制、法治体系和制度政策等。

　　（本版稿件由《中国质量报》记者徐建华采写，按讲座时间先后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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