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老师”者，编辑老师之谓也。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有不少“编老师”。不知道《中国医药报》总共有多少位编辑，但与我建立微信朋友关系的就有十多位。尽管与编辑老师们从未谋面，但在许多问题上时常通过微信“共鸣”。我的手机内存总是“报警”，但与编辑老师们的“信笺”往来却从未删除。

　　2018年，我与《中国医药报》的编辑老师互动频繁。前几天，王晓冬老师与我讨论便利店销售非处方药、发放药品经营许可证问题。王老师介绍了一些地区的做法，我则从依法行政角度谈了看法。《疫苗管理法（征求意见稿）》公布后，法治天地版的康绍博编辑约我尽快写一篇评论。虽然时间较紧，我当时又在湖南长沙参加培训，但还是允诺“明天交稿”。第二天一早，我就完成了编辑交给的任务。

　　2018年，我在《中国医药报》上发表了十多篇稿件。遗憾的是，由于忙于事务，自己主动写的长稿较少，多为“命题作文”。2019年，我要多学习、勤动笔，争取有更多收获。

　　2019年，希望《中国医药报》的报道更加专业，在报道监管工作的同时，多解析产业政策，毕竟《中国医药报》的读者群主要在监管部门和医药企业，而企业对政策的关注度较高。

　　希望新的一年继续与各位编辑老师经常沟通。不少年轻的“编老师”也称呼我为“老师”，那就互相为师、一起提高吧！

　　（作者系江苏省南通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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