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中有变,在变局中探寻新机遇——未来四年特朗普新任期内中美医药合作走势分析
据报道,2024年11月6日,美国第60届总统大选结果出炉,特朗普宣布获胜,将于2025年1月正式就任。业内关注特朗普新任期是否会给中美经贸合作带来新的变数。结合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对我国医药产业的打压和此次竞选纲领有关内容,分析中美医药合作未来走势并做好应对准备具有重要意义。
短期内
合作利空将逐渐释放
对美医药产品出口可能下滑
多年来,美国始终是我国医药产品出口的第一大市场,对美国出口占我国同期对外出口比重的近20%(详见图1),所以我国医药行业对于美国加征关税的信息尤其敏感。特朗普在选前施政纲领中表示,将取消我国永久正常贸易伙伴关系(PNTR),对从我国进口的所有商品征收60%的关税。此举一旦落地,对于我国出口美国占比较大的原料药、中间体、一次性耗材等产品影响最大,从而导致对美国医药产品出口下滑。
投融资合作可能面临更多限制
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曾宣布加强对外国投资的审查力度,生物医药行业也被纳入其中,我国药企对美国医药领域的投资、收购等行为遭受了比此前更为严厉的审查和限制。特朗普在新任期内大概率将重拾这一做法,甚至出台新的、更为严厉的政策,为两国医药领域合作的资本流动和技术交流设置障碍,阻止我国企业和资本通过投融资的方式获取美国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公司的产品以及开展技术合作。
对美License-out可能回落
近年来,我国医药创新水平不断提升,License-out数量不断增多,越来越受到国际主流医药市场的认可。多年来,美国是我国License-out最大购买方,无论是购买金额还是购买数量,均遥遥领先欧洲老牌医药强国(详见图2)。特朗普在新任期内可能继续秉持美国优先理念,不排除将技术引进与其他关注的贸易问题等挂钩,以促进本土医药产业回流。
我国医药领域“卡脖子”强度可能加大
我国医药产业对美国高端医疗设备和器材等部分产品依赖较大,短期内难以找到替代供应方。特朗普大概率会继续推进《生物安全法案》最终落地,延续拜登政府的“小院高墙”策略,加强对我国的技术封锁,以保持其在生物医药领域的领先地位。
在多双边合作场景中的博弈可能加剧
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采取了单边主义措施,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期间,不仅争夺盟友抗疫资源,还削弱全球生物安全治理机制,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等。特朗普在新任期内大概率会吸取教训,改变单边主义做法,加大医药合作在多双边合作场景中与我国的博弈力度。
中长期
合作利好基础仍在
一方面,医药产业互补格局短期内不会改变。中美医药产业互补性强,为两国医药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产品领域,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原料药生产国和出口国,可为美国发达的制药业提供质优价好且供应稳定的原料药。在原料药和制剂产品的产业链环节,中美两国形成了较强的互补关系(详见表)。
在研发领域,美国对于医药研发投入巨大,拥有世界顶尖的科研机构和大量的专业人才,在创新药研发、新疗法探索以及高端医疗器械研发上具有领先优势。我国拥有丰富的临床资源和庞大的、未被满足的医疗需求,为药物临床试验提供了良好基础。两国优势互补,可加快药械研发进程,降低研发成本。
在产业分工上,美国医药产业注重创新,专注于创新药研发、高端医疗器械生产以及全球市场拓展,位居产业链高端环节,能够创造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我国侧重生产制造,在原料药生产、仿制药制造以及药品大规模生产上具有优势,能够为美国医药企业提供生产制造方面的支持。两国合作,可发挥协同发展效应。
另一方面,美国对我国医药市场的依赖短期内难以改变。美国对我国医药产品供应依赖较大,同时很难割舍我国日益增长的庞大医药市场需求,想要“脱钩断链”短期内尚不具备可行性。
在产品出口方面,美国对我国医药产品的出口额已由2018年的27.79亿美元增至2023年的98.97亿美元,占同期对外出口的比重也由5.79%升至10.96%(详见图3)。
在原料药领域,根据美国官方披露的数据,美国80%的原料药依赖进口,主要来源于我国与印度。美国市场95%的布洛芬、91%的氢羟肾上腺皮质素、70%的对乙酰氨基酚,以及40%以上的青霉素和肝素原料药均依赖我国。
在市场规模上,目前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医药市场。据中商产业研究院分析预测,2024年我国医药市场规模预计达到近2万亿元。随着支付能力提升以及老龄化加剧带来的新增医疗需求,我国医药市场对医疗器械和药品的刚性需求不断增长。近年来,以辉瑞、礼来、莫德纳等为代表的美国生物医药公司对我国投资加码。同时,美国对我国医药外包服务依赖较大。美国本土有关机构的报告显示,2021年美国52%的制剂生产设施、73%的原料药生产设施都在美国本土之外,其中我国占美国制剂生产设施的6%、原料药生产设施的13%。此外,美国生物技术创新组织调查显示,在调查有效覆盖的124家美国生物制药公司和生物技术公司中,约有79%的公司与我国(或我国拥有)的制造商签订了至少1份合同或产品协议。
未来四年
对我国医药打压效果恐打折扣
受多方因素限制,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对我国医药行业的打压效果“雷声大雨点小”。综合来看,特朗普在未来四年的新任期内对我国医药打压仍有诸多阻力。
一是新政策最终落地实施并不容易。特朗普把“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作为竞选口号和施政理念,认为高关税能促进与中国“脱钩”,消除对我国贸易逆差,刺激美国经济,增加政府收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这项政策对于获得选民关注,拉取选票效果似乎不错,但距离真正落地实施仍面临高关税导致美国消费者买单费用增加等阻力。
二是对我国医药产品的依赖仍在。2018年,美国根据301调查,曾建议把我国数十类药品和医疗器械类产品列入加征关税清单,涉及胰岛素、肾上腺素、青霉素或链霉素、醌类药物以及诊断试剂盒、核磁共振设备等。但碍于难以找到替代的供应商等因素,最终征税清单并未列入上述产品。近年来,美国积极寻找甚至培育其他国家的替代供应商,但收效甚微。比如拜登政府对我国医药产品加征301关税主要涉及口罩、医用手套、针头和注射器等医用耗材,这些产品不仅技术含量不高,且容易寻找替代供应商。如果美国想摆脱原料药主要依赖我国的局面,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发展美国本土生产体系至少需要10年的时间。此外,美国“药荒”频发,往往寻求从我国紧急进口药品加以解决。
三是恐难承受强行与我国医药“脱钩”的反噬后果。当前美国债务和财政赤字升高,在没有摆脱对我国医药产品依赖的情况下,加征高关税、强行“脱钩”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债务风险上升和赤字恶化,冲击特朗普执政的经济根基。此外,特朗普在新任期内将推行医改,其最大的特点是遵循市场化原则,药品价格应由市场来决定。我国医药产品质优价好,加征关税的成本恐最终将由支持医改的消费者买单。
深化合作
多策并举才能更好应对挑战
笔者认为,中美两国在医药领域的博弈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我国须多策并举才能更好应对挑战。
一是提升医药合作在双边合作中的权重。中美医药合作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来自美国的打压,这与其他合作领域面临的问题并无本质区别。应提升医药合作在双边合作中的权重,升格沟通机制,让合作中遇到的问题能够更好地得到管控和解决,在更高层次、更高维度创造更多便利。
二是加速推进医药产业升级。中美医药合作的主动权在于我国医药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在提升中低端产品供应链的整体性和韧性的同时,应更加注重创新的引擎作用,高效高质量推进落实《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实施方案》,打造和完善我国医药产业创新生态圈,不断提升我国医药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给中美医药合作行稳致远提供更多保障。
三是进一步优化全球医药合作布局。大力推进我国医药国际合作多元化,增强战略主动性。做好对欧盟市场的开发,可进一步对冲与美国合作的风险。此外,以巴西为代表的拉美、以印度尼西亚为代表的东南亚、以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中东等“一带一路”沿线市场,与我国合作机制健全,拥有较多未被满足的医疗需求,研发和生产成本较低,支付能力随着经济发展日渐提高,特别是对开展本地化生产合作需求较大。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可进一步提升我国医药国际合作的战略空间。
(作者单位: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
(责任编辑:周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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