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对中医药服务需求的日益增长，对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围绕服务能力的提升，中医药行业面临着必须思考、必须回答、必须实施的两大问题：一是如何克服“西化”的倾向而保持中医药的特色优势；二是如何克服“僵化”的思维而创新中医药的理论实践。笔者认为，这两个问题纠结到一起，就是因为中医药学的继承不够、创新不足，因此继承创新是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的根本方略。

　　“继承”，就文化和技术而言，是指将前人的理念、方法、知识、技术、经验、风格等，通过理论学习和实践应用接受、消化、吸收的过程与结果。中医药学的继承，就是接受、消化、吸收中医药经典著作的理念、方法、知识和接受、消化、吸收历代名老中医的技术、经验、风格的过程，创造保持中医药特色优势的结果。所以，中医药学的继承，是必要的“崇古”，而不是“泥古”；是必要的“发皇古义”，而不是“食古不化”；是必要的“古为今用”，而不是“依古律今”。归根结底，中医药学的继承，关键是承续中医药学的思维方法。

　　中医药学的继承，是一个系统工程。广义而言，中医药学的继承涵盖了中医药的医疗、保健、科研、教育、文化、产业、国际交流合作等各个领域；狭义而言，包括师承教育、文献整理研究、文化科学普及等。需要制定和明确继承条件、继承途径、继承机制、继承办法、继承归宿。近30年来，为了让中医回归中医，我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如何更全面、真实地承续中医药学的思维方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建议在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围绕中医药学“理法方药”的学术体系，明确继承目标，健全继承机制，共同努力做好“四个重点继承”。

　　一是重点继承中医健康服务之“理”，有效提升中医认知能力。其中的关键是要对历代中医药文献进行系统梳理、阐释，力争在五至十年内精准回答关于中医基本理论的核心问题，如：中医基于何种理论，认识与掌握天人合一、形神合一思想；中医基于何种理论和学说辨识健康与疾病；中医基于何种理论和学说提出和实施“治未病”；中医根据何种理论实践建立脏腑学说、经络学说等；中医基于何种理论实践认知中药的气味、性能、功效与归经；中医基于何种理论、实践创造药物疗法和非药物疗法等。

　　二是重点继承中医健康服务之“法”，有效提升中医诊疗能力，包括诊断之法、治疗之法、养生防病之法。这些方法是历代中医理论与实践的总结，必须通过精研经典和临床跟师才能得以传承。因此，需要对历代中医辨证论治体系和养生治未病体系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对健在的名老中医，从医德医风、思辩特点、组方用药和文化素养四个方面，进行抢救性的继承。

　　三是重点继承中医健康服务之“方”，有效提升中医组方能力。由于中医组方既要遵循治则治法，又要把握药物之间的相须、相使、相畏、相杀，更要注重君臣佐使的结构，因而中医组方有严谨的法度、规矩，并非将杀细菌、灭病毒、补气血、清热泻火等性能、功效相同、相近的药物凑合在一块就能成为医方。因此，必须重点继承中医健康服务之“方”，首先是继承“经方”，其次是继承“经验方”(包括名老中医经验方、民间经验方、少数民族医经验方)。有必要组织力量，开展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对执业中医师进行全面、系统的“经方”培训；二是通过师承教育，继承名老中医等的独家秘方；三是大规模整理自1949年10月1日至今的全国名老中医经验方、民间经验方、少数民族医经验方，可集成为《千金妙方》，以填补《中医方剂大词典》留下的空白，并承续《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为今后的继承留下底本。

　　四是重点继承中医健康服务之“药”，有效提升中医用药效力。近数十年来，中药材产出的土地使用过大量的化肥、农药而被“毒化”；药材种子由于移植、加工而有所变异；由于追求药材产量大幅度提升而过度使用催肥、催熟的激素类制剂；采集的时间不依古制，炮制不遵古法，导致中药材的质量降低或产生性能变异。用这种药材组成的方剂就难以达到预期的疗效，用这种药材研制的药品也就有很多毒副作用说不清、道不明。因此，有必要对中药材的种植、采集、加工、交易进行大规模的检查、清理、整顿，强调继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一）
中医药学的创新，就是要在保持和增辉中医药特色优势的前提下，在继承的基础上创建中医的新思维、新理论、新方法、新表述；就是要在临床实践中获取新发明、 新结构、新材料、新产品、新成效。所以，中医药学的创新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必要的“改进”，而不是“弃古”；是必要的“固本求新”，而不是“标新立异”；是 必要的“西为中用”，而不是“以西律中”。归根结底，中医药学的创新，关键是开创中医药学的新的思路与方法。

　　近30年来，我国已经在 中医药学的创新方面做了大量探索性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如何更正确地创新中医药学的思路与方法，仍然是一个紧迫而艰巨的任务。建议在当前及今 后一个时期，围绕中医药学“理法方药”的学术体系，明确创新目标，健全创新机制，共同努力做好“四个重点创新”。

　　重点创新中医健康服 务之“理”，创建中医新辨证体系   中医药学的基本理论沿用了几千年，临床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具有指导意义的，但也证明了在一定程度上是粗放的，需要精细化、标准化的。近数十年来，中医药学 界不断地在做中医药基本理论精细化、标准化的工作，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遇到的障碍也众所周知——“以西套中”、“以西律中”，淡化了中医特色优势，僵 化了中医临床思路。

　　中医创新必须抓住关键问题创新理论方法，经过约定俗成，成熟一个标准、公布一个标准、实施一个标准。什么是需要创 新的关键问题？现在，新病种不断出现，疾病谱不断演变，各种疾病的致残率、死亡率的升降不断改变，中医辨证必须与时俱进。应当举中医药学界的全体之力，重 点创新中医健康服务之“理”，包括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等，重中之重是创建中医新辨证体系。可以通过实验室研究、典型医案大数据分析、临床验证的系列方法， 试行提取辨证元素，给出各元素的权重，按病种分类创新，建立精细化、标准化的新的中医辨证体系。

　　重点创新中医健康服务之“法”，规范 中医新治则治法  纵观历代中医名著，治则治法层出不穷。其中，可用于临床实际的固然很多，但反过来“依方定法”、“依法定则”的也不少，现代中医临床中“西医诊断、中医配 方”的现象更是司空见惯，这就更谈不上治则治法了。长此以往，必然导致中医在审症求因、辨证论治的基础上“依证定则、依则立法、依法组方、依方用药”临证 规矩的退化或丢失。

　　因此，有必要在大搜集、大整理、大分析的基础上，根据现代病种、药材资源、组方经验、用药习惯等，采用分病种、小 试验的办法，逐步规范中医新的治则治法。另一方面，可以在中医外治法(包括针灸、推拿、敷贴、盥洗、灌肠、坐浴、熏蒸等)上采用“拿来主义”，吸纳、融会 现代科技的方法与器械，创新中医治法。

　　重点创新中医健康服务之“方”，构建中医新组方模式  众所周知，中医采用内服法治疗疾病，说到底是靠“方”治病。由于疾病谱的不断演变，由于天然药材新品种的不断发现，由于临床经验的不断累积，中医健康服务 之“方”(包括名老中医经验方、民间经验方、少数民族医经验方)也在不断更新。中医临床开出的每一个处方，实际上是其理论修养、临床经验的集中表达。

　 　当前中医临床思维出现了两种倾向，致使中医处方出现了两种偏向。一种是强调唯经方是从，经方的药名、味数、剂量都一律不能更改。另一种是强调唯经验是 从，根据西医诊断给予中药配方，无“君臣佐使”可言。有的一张处方的药味甚至多达80多味，有的一味药的剂量多达200克，有的一剂药重达500克以上。 这是针对致病因子放大炮、开机关枪，目的是不管什么病，总能扫射中的，实际上是辨证不明，心中无数。如此组方，当然离精准治疗甚远。上述两种组方偏向都多 次导致医疗纠纷甚至医疗事故的产生。对此，管理部门只能杯弓蛇影，急速做出制首乌只能开3克、法半夏只能开9克等违背中医用药规律的规定，如果这类“急就 章”式的临时规定不断发布，势必导致中医组方无所适从。

　　所以，当前关于中医组方的创新，至少有必要做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按照病种， 筛选有效的代表方剂，给出化裁的范围与方法。二是厘清中医组方的原则与要领，创造新的组方模式。例如，古代以药为君臣佐使，根据现代病证的复杂性，可以用 功能药组按君臣佐使的体例组方。三是根据经方和名老中医经验方研制组方软件。

　　重点创新中医健康服务之“药”，建立中药新培采研制标准  经过中医药人的多年共同努力，中药剂型创新已经取得良好的成绩，改变了中药的口感，提高了疗效，便于携带和服用。但是，从中药创新的整体来看，面临的任务还相当艰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药材的种植、采集、粗加工，需要针对气候、土壤、水源、种子、施肥、除草、灭虫等现状，制定新标准，确保药材产出质量。二是药材的交易，需要针对仓 储、运输、交易等行为进行新规范，确保药材交易质量。三是新药的研制，需要针对组方、用药、工艺、设备、疗效观察、使用说明等，在突出中医药基本理论元素 的前提下，建立新的研制、评估标准，确保新药研制质量。四是传统的制剂，需要针对膏丹丸散酒等传统中药制剂(包括医院制剂)，建立基于中医药基本理论的新 的组方、工具、炮制及疗效评估标准，确保传统制剂的炮制质量。

　　 作者简介： 孙光荣，第二届国医大师，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全国中医药文化建设与科普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创始人之一，中华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文化分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中医健康指导首席专家，国家科技奖励评审专家，政协湖南省第七届、第八届委员会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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